我承认我是个感情迟钝的人。爷爷去世的那天，许多人跪在灵车旁边捶胸号啕，以头抢地；而我只是把脸埋在泥土里，一动不动。我甚至想笑：那些涕泪满面的人——我的伯父一家——爷爷在世的时候，对着爷爷大吼：“你怎么还不去死！”现在爷爷真的去了，他们为什
么要当着大街上的人这样悲嚎？
我想我的感情真的是很迟钝了，直到这个年关，在和母亲一起贴春联的那一刻，突然想起第一次和爷爷贴春联时的情景，悲从心来，只觉心肠一寸一寸断裂，眼前一片模糊，把母亲吓得不知所措。我问母亲，爷爷去了多少时候了，母亲沉思了一阵，告诉我：“整整七年了。”
跟爷爷学着贴春联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小顽童，高高举着刷满糨糊的春联，听着爷爷命令：“上，上一点，左边一些，过了过了，往右往右，左，左……对了。”北风地里，对联经常被风春掀到身上，粘了一身糨糊，胳膊早就酸啦，小手早就冻得通红啦，真是苦不堪言。一听“对了”赶紧往大门上一摁，算完成任务。哪里知道回过头来一瞧，爷爷还在那里眯着眼睛端量。爷爷眯眼的样子就跟他当初在八路军里端着枪瞄准一样，我在照片里见过他瞄准时的样子。爷爷瞄了好久，摇摇花白的头对我说：“你急了，有点歪，重来！”一点一点把已经贴好的对联的上方揭下来，交到我手中。
好不容易爷爷满意了，我才能暂时松上一口气，甩一甩酸痛的胳膊，看着爷爷把对联的中部和下部轻轻拍在大门上。然后取了一把崭新的扫帚，拉开马步沉下一口气，“嘿！”地一声，对着那春联从上到下快速扫下，然后向左向右各扫数下，这一联才算完工。爷爷常说的话就是：“这可是门面上的事情，一定要堂堂正正，可不能被人笑话了去。”
贴下联的工作比贴上联难多了，不但有这一联自身的端正，还要和上联的高度保持一致。我也就更加咬着牙，高举着比我的身材短不了多少的红红的对联，随着爷爷的命令一点一点调整着位置。贴完街门贴堂门，贴完堂门还有母亲开的店门，从那时我便知道，要堂堂正正是要吃多少苦头，是多么的不容易了。
正是因为要堂堂正正，爷爷作为一个县级市的税务局长，一辈子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、为自己的家人做过一件事情。听母亲说，我的父亲年青的时候，就被爷爷派到深山老林里当伐木工人。白天面对茫茫林海，挥汗如雨，半夜还要扛着脸盆粗的木料赶十里山路。父亲给爷爷写了无数封信要求调离那个让他每天噩梦的地方，最后只收到一封回信，信里说：“因为你是我的儿子，党需要你的地方，再艰苦你也要去！”
因为这个事情，爷爷没少挨家里人骂，挨外人笑话；因为这个事情，一个税务局长的儿子的一生没有其他高干子弟那样顺风顺水，吃喝不愁。但是爷爷始终一个人默默对抗着外界的一切压力，直到他脑血栓瘫痪在床，闻听家人有窃窃私语，叹息父亲停薪留职的事情的时候，爷爷也是猛得掀开被子，用嘶哑模糊的声音奋力地喊：“我对得起天地良心……对，对得起共产党，有什么好后悔的！”
我知道爷爷那样做是在模仿毛主席，毛主席是爷爷的偶像。爷爷经常说：“毛主席的儿子，都牺牲了……没有毛主席，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生活。”爷爷年青的时候，曾是许光达将军的部下。由于一次侦察失误，被许光达将军当面摔了一个耳光。爷爷经常给我讲这个被他重复了千百次的故事，并且说：“你看，我干不了侦察工作，就被派去干炊事班工作。你爸爸干伐木工人，我没有委屈他……”我实在无意于考察我的父亲是不是没有能力胜任其他工作，也不感慨高干的后代没有沾到一星高干的光。只是有时想想现今执政的头头脑脑们的一些作为，便暗暗叹息罢了。
时光荏苒，转眼七年过去了，我也早已凭靠自己的能力，抵制家里人的压力，成长为一名高中教师，圆了我儿时的梦。我想到刚考上师范的时候，母亲哭了好几夜，因为她的梦碎了；而我懵了好几晚，因为第一次让母亲那么伤心的我，不知道以后的路要怎么去走。重病瘫痪的爷爷倒是很开心，眼里闪烁着愉快的光芒，说话却是因为病情恶化，变得断续不清了：“小知识分子啊，不错。要……记住，小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是朋友，你要站在……广大工人和农民的一边，为……他们的子女出力，为我们的国家……出力！”
现如今，我已经教了两届高三了。不知爷爷地下有知，是不是认同我的能力和工作岗位的关系，每念及此，心下不安，便更加努力的学习业务。更让我惶恐的是，俗事当头，想到爷爷和他的春联，想起那“一定要堂堂正正”的猛喝，往往虚汗淋漓，不敢有分毫懈怠。面对高考压力，面对升学率和学生能力培养的矛盾，面对领导的怒喝，时常犹豫彷徨。而此时想起爷爷的教诲，便心下坦然，犹见天心一轮明月，不觉颔首，似乎是和九泉之下的这位老共产党员一起微笑了。
我从回忆里醒来，认认真真地贴好春联的上部，然后学着爷爷拿起一把崭新的扫帚，拉开马步，“嘿”地一声，对着那春联从上到下快速扫下，惹来大街上路人的一阵笑声。母亲也笑着说：“瞧你那架势，跟真事儿一样。”我也笑。
“贴春联，过大年，包饺子，喜团圆……”不远的地方有儿童咿呀咿呀的唱。我转过身去，任凭泪落如雨，飘飞在这年味氤氲的寒冬。
